其他
“凌晨四点,她去世了”
引
纪录片开始,这是第一句台词。
林先生出现在镜头前:
“有时候是……我真的太疏忽她了。”
朋友在旁搭腔:
“她在世的时候,你们感情太深了。现在她不愿来打扰你。”
林先生一时无言,只是笑笑。
镜头再转,换了房间,林先生坦白:
“思念的心情会随着时间而消失,没有一个人是例外。”
话说得有些无情。
接着转身道:“我去看看我老婆。”
金属制的架子,约一人高。
第二层拉出,一层白布,掀开,是塑料袋封存的遗体。
林先生轻轻地唤她“老婆”,接着开始讲一些家里琐事:
最近跟女儿的关系缓和了许多;觉得儿子去考消防也很好。
又絮絮道:“老婆,你做了一件我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事。”
镜头拉近,遗体外贴着一张标签。
标签上分栏写着:
姓名,徐玉娥。
年龄,48岁。
性别,女。
“徐玉娥”下面是四个小字——
大体老师。
-01-
你听说过“大体老师”吗?
大体老师,是不说话的老师,是在去世后才能成为的老师。
确切来说,指的是“遗体捐献者们”。
这些遗体,真实地向从医者展现人体构造,是医学生医术生涯第一次手术的“患者”。
因此被尊称为“大体老师”。
林先生的太太,徐玉娥,便是一位大体老师。
生前,徐玉娥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。
去世后,便将遗体捐献给辅仁大学医学院,以供教学使用。
遗体送到医学院后,会先进行防腐处理,再储存。
储存的这段时间,林先生经常开长途车北上探望。
他总爱一遍又一遍喊她“老婆”。
喊这两个字时,声音要比平常温柔许多。
什么都要讲给她听一听:
有关平常见闻,有关儿子女儿,有关自己......
再后来,临近解剖课教学,林先生被通知去见太太最后一面。
他隔着袋子轻抚她的额头,说:
“越想越不舍,常常跟别人讲(思念会随着时间消逝),好像没什么。可是,可是......”
再也讲不下去了,手指打颤,泣不成声。
若说死亡是第一次告别,这便是第二次。
要对徐玉娥遗体进行解剖的医学生,与林先生有次对话。
林先生带了太太生前的照片给他们看,很多是他拍的。
单人照,全家福。
他兴冲冲地给学生们讲照片上的趣事,又忽然定住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过了会儿,只能连说“对不起”,着急去抹眼里的泪。
林先生有次问女儿:“妈妈现在是去哪里了?”
另一边,解剖课上,教授带着学生认知人体构造,观察病灶。
遗体生前所患的肿瘤,曾经经历过的化疗手术,痕迹明显。
以无言来授课,以肉身为教材。
这是徐玉娥,在人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
林先生也早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,想陪一陪她,走一走她走的路。
这段故事,被记录在影片《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》中,英文名为“The Silent Teacher”,翻译过来——
无语良师。
-02-
2017年,有一部短片,就叫《大体老师》,聚焦的是“上海嘉定区一户寻常人家”。
家中老母亲生了重病,想要在死后将遗体捐献出去。
志愿者带了捐献协议过来。
二儿子却不让,说受不了母亲死后,有人再在她身上用刀划;说要自己给母亲买一块好墓地。
大儿子认为,尽孝,就是听从母亲的意愿。
小女儿是医生,从中调和,其实也两难。
中国人讲究“入土为安”,最后的孝道便是将父母安置好。
三个子女,都曾单独跟睡着的母亲说过话。
不认可。不理解。
片子很短,不到十五分钟,却拍得极好。
有一组镜头,大儿子去了一所学校,在教室里坐了很久。
结尾呼应,这所学校正是母亲捐献遗体的学校。
大儿子在那想了什么?不得而知。
但,更像一种纠结之后的接受与释然。
捐献协会的志愿者带着协议来了几次。
这件事,最终怎么谈妥的,片里没有明说。
答案藏在外孙女懵懵懂懂说的那句:
“外婆好有勇气”。
不论子女多大年纪,最后的最后,老母亲还是做了这个家里的主心骨。
也为自己的身体做了最后的处置。
《大体老师》根据真人真事改编,同样的故事还有。
北京大学医学部已故院长马旭,自愿捐献遗体,为医学教学所用。
“我是老师,死了之后想继续当老师”,这是他的心愿。
2011年,为悼念大体老师,北医解剖楼的告别厅内,特意设立了纪念墙。
纪念墙里,按月份摆放着大体老师的纪念盒,以供家属哀思祭奠。
现今,摆放的纪念盒已超600个。
就在今年年初,在一个特殊的地方。
还有28人成为了大体老师。
-03-
武汉姑娘阿念确诊感染新冠肺炎,为照顾重症的外婆,她从方舱医院转到了火神山医院。
外婆的状况恶化。
急救的那天晚上,阿念就躺在旁边病床看着外婆的监护仪。
外婆陷入昏迷,阿念内心煎熬,唯一能做的便是盯紧心跳等各项数据。
直到,心跳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线。
如遭重击。
来不及悲伤,眼下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决定。
曾经外婆就有捐献遗体的想法,还曾问到哪里去填遗体捐献的表。
当时家人跟她开玩笑说,你的年纪大,器官别人都用不上了。
阿念的妈妈也极力劝阻,其实是觉得若不能给老人送终,是为不孝。
阿念回忆当时:
“我没想到妈妈会主动提出,传染病遗体需要在24小时内火化,在苦等急救结果却闻噩耗时,需要在第一时间签下同意捐献书,可能因为没睡或者内心波澜,那天握笔的手一直在发抖。”
后来,阿念得知,他们家是火神山医院第一例主动捐献遗体的家庭。
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第一例,才有了后续的第二例,第三例......
截至4月5日,火神山医院共有28位遗体捐献者。
其中一位遗体捐献者的儿子,被问及捐献原因时说:
“我把母亲的遗体捐献出来的话,也只是希望能够早日结束这场疫情吧。让更多的人都早日得到救治,得到更好的治疗,让更多的家庭,不用这样支离破碎。”
说着说着,这个成年的大男人,便染上了哭腔。
他自己饱尝悲苦,不愿再看到有人和他一样。
中途,也有本已做好捐献决定,最终却放弃的家庭。
他们有自己的挣扎,纠结,两难。
理解也心疼。
就像阿念说的,捐献后,她的妈妈内心也是愧疚、痛苦与欣慰交织着。
疫情暴发得突然,情况也特殊。
临走的时候,逝者的家人都不在身边。
不管是对逝者,还是逝者亲属,没能相伴走最后一段路,都是最大的遗憾和痛苦。
遗体捐献后,阿念想的是:
“其实是有一种延续的希望的,觉得自己外婆走了,但是她依然有什么,让你觉得她存在的东西。”
捐献的遗体被带到病理实验室。
研究人员与时间赛跑,更与死神赛跑。
“晚上从八点进入实验室,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。”
防护也必须做到位,容不得一点差池。
正是因为这些大体老师,因为这些研究人员,许多医学猜测得到实证;人工肺的使用得以提前;插管的技巧和方法得以改进。
也正是因为他们,才有了第七版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》。
4月26日,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。
这里面,也有一份功劳属于大体老师们。
-04-
记者采访到一位在火神山医院工作的医生,问他将来愿不愿意成为大体老师。
那位医生答得实在:
“现在我或许会说愿意,但如果那一刻真正来临,我也不知道。”
捐献遗体,是一件颠覆传统,且需要与爱自己的人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。
这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心与勇气。
在知乎上,有关大体老师的回答中,医学生们提到曾见过的大体老师:
有三岁因病去世的孩童,小小一个,他的眼角膜捐给了病人,身体捐给了医学院;
有高龄的老人,躯体已经干瘦,各项身体机能老化。
不论男女老少,身份职业,年龄几何,他们在人生最终途拥有着同一个名字——“大体老师”。
解剖课上,面对大体老师,在白布掀开前,学生们总要先鞠躬,再宣读誓言:
敬爱的大体老师,我们将用您的身体进行解剖学习。 在您身上划下的每一刀,都是奠定我们未来良好医术的基础,您奉献的大爱,更将孕育我们关爱病人的情操。 我们许诺,从今天开始,要以一个恭敬的心情,谦虚的态度,认真向您学习。
一字一句,是敬重与感激。
谢谢你们,虽然现在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。
但是,谢谢你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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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每一位大体老师致敬!